“待遇要增加到使農村教師崗位有足夠吸引力，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北京師范大學袁桂林教授參與了《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以下簡稱《計劃》)的制定，但日前在一個教育論壇上，他公開表達了自己的遺憾，“在計劃中，只是強調了提高鄉村教師生活待遇，但是沒有明確要增加教師工資。”

定向培養鄉村教師需要細化操作

對于階段性的《計劃》，袁桂林認為有幾個亮點。

第一是強調了廣大鄉村教師為中國鄉村教育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第二是提出“鼓勵地方政府和師范院校根據當地鄉村教育實際需求加強本土化培養，采取多種方式定向培養‘一專多能’的鄉村教師”。

“本土化培養”在我國教育史上有著成功的實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各省份幾乎每個地區都有中等師范學校，培養對象為小學教師。這些學生接受師范“全科教育”，專業功底扎實，綜合素質較高，擔負起鄉村教育的重擔。2000年前后，一大批地方中等師范學校被停辦，導致農村學校得不到高質量的新鮮師資力量補充，師資短缺和師資質量下滑問題日趨突出。

“要不要恢復中等師范？在中專和本科層面有什么樣的特殊招生政策？怎么保證學生還回到自己所在的鄉村服務？”袁桂林認為，落實“本土化培養”在操作層面要面臨很多問題，但是只要能夠提出就是有意義的。

小規模學校成常態，農村要提“班師比”

袁桂林指出，“統一城鄉教職工編制標準”也是《計劃》的亮點之一。據了解，以前全國生師比是3個標準，鄉鎮以下的23∶1，縣城是21∶1，城市是19∶1，教師編制對農村最不利。2009年中央編辦文件提到了“二分法”改為兩個標準，縣鎮和農村統一標準，城市還是特殊的。2012年國務院頒發的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里談到了統一標準。

“可以說，在《計劃》里只是再次重申城鄉要統一生師比，這是非常重要的。”袁桂林了解到，城鄉統一標準落實得不好。今年5月，他曾到河北省一個縣里調研，發現當地參照的還是2001年的標準，21∶1。

“按照生師比和班師比相結合的方式核定村小、教學點編制”是讓袁桂林感到滿意的一點：“我們是班級授課制。但農村大量是小班額的教學、小規模的學校，因此只是單純強調生師比不太現實。”

他透露，有關部門近期兩次會議都談到班師比2.5∶1，也就是一個班配2.5個老師。但是要真正達到這樣的配置，難度極大。另外，農村教師配備還有很多其他問題，比如說學科門類不全。

“確保開足國家課程，重點要先解決教師全覆蓋的問題。北師大和東北師大的調查都顯示，目前大約3/4的農村學校音樂、體育、美術、計算機和英語老師配置不齊全。北師大有關基礎教育的監測調查顯示，國家規定小學三年級就要學習外語，這使得農村教育質量受到很大的影響，因為接下來的中考和高考英語都是核心科目，而小學三年級開設英語課在農村很多學校做不到。”袁桂林分析，到了初中，這些學生要零起點學英語，一下子成績就拉下來了。所謂初中階段輟學人數增加，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學習跟不上。

鄉村教師待遇要高到必須讓人家眼紅

“市區學校的一位老師說，你們學校多好啊，每個月可以多拿200元，我反過來問他，那你為啥不去？不吭聲了。”尹文明是河北邢臺市南陳村小學的副校長，他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目前當地給農村學校教師每月補貼200元還是吸引力不高，“我感覺提高鄉村教師待遇必須要幅度大，必須讓人家眼紅，這樣才會有城里的老師主動去農村”。

尹文明有一個同學在農村學校當校長，極度缺老師，連續幾年跟教育局打報告要老師。前兩年教育局答應給他們3個老師，校長挺高興。可是快報到的時候，一個老師聽說他們學校條件差，想辦法托關系留到了條件比較好的城里學校。最終有兩個老師到學校報到，這位校長也非常高興，帶著老師去看周邊的環境，還沒有看完，有一個老師當場就說不干了，直接辭職回家。

袁桂林贊同尹文明的觀點，認為《計劃》提出的解決農村教師問題的舉措還有很大的挖掘空間，“比如待遇問題，僅僅是說彌補過去拖欠的問題，過去有一些政策沒有落實，包括福利、配套的補助等，《計劃》中并沒有明確說提高教師工資，而是強調政策都要落到實處，具體怎么落實不清楚。”

袁桂林認為需要從根本上解決的第二個問題是教師流動：“現在的做法還是多年前的對口交流，是單向的，讓城市老師到農村‘鍍金’，回來再評資晉級。雙向流動做不起來。”

袁桂林提出：“能不能讓鄉村教師也到城里來工作一年？農村老師沒有流動的權利，這是最大的失落。他們之所以會有倦怠感，沒有鉆研業務的動力，就是因為缺少業務提升的通道。不強調雙向和全員，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教師隊伍建設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