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起晚了，剛剛帶他們吃了個早飯。”康宏略帶一絲靦腆地告訴我。康宏，北京市海淀區睿搏社工事務所“深宵外展”項目的負責人，一個高大魁梧的男孩，對孩子竟流露出一分難得的溫和細膩。

　　每周五22：00到次日凌晨4時(冬天則從21：30到次日凌晨2：00)，在海淀區的大街小巷，總有6個年輕人穿梭于網吧、臺球廳、游戲廳之間。遇到夜不歸宿的少年，他們就會上去“搭訕”，然后和這些少年一起玩游戲、打臺球。他們這樣做并不是為了消遣，和孩子們一起玩是他們和孩子溝通的方式。6個年輕人的工作就是“深宵外展”。 

　　兩年來，睿搏社工事務所的年輕社工們，一直堅持這種“夜生活”——尋找夜不歸宿和無家可歸的孩子，為孩子提供及時的幫助和服務。但這群有活力、有朝氣的年輕人，在漫漫的成長路上，也難掩他們的煩惱。

　　“我也當了一回爸。可是，除了提供簡單的食宿，幫扶能力有限，這讓我感到很無力”

　　“他們昨晚在這兒住下了。”康宏說，“白天他們扎堆到北影旁邊當群眾演員，運氣好的能掙個50元，運氣不好的，就到北太平莊一帶24小時的店內住下，等著天亮再去干活兒”。

　　說這話時，兩個皮膚黝黑、穿著還算整齊的小男孩，笑嘻嘻地一屁股坐在了康宏身邊。看起來，他們似乎對這里已經很熟悉。 

　　身子稍微矮小的男孩叫小馬，16歲，父母離異，從家里“逃”出來開始了他的流浪生活。坐在小馬旁邊的，是他的小伙伴，叫小亮，長得很清瘦，今年22歲了，患有先天性白內障。或許正是這個緣故，他被父母遺棄。

　　他們對筆者的來訪，沒有一點兒抵觸，反倒挺熱情，時而給我端茶水，時而聽到自己的故事時便也插上兩句。他們率真、活潑，和康宏剛剛接觸他們時相比，已經完全變了樣兒。

　　“第一次看見他們倆，是在麥當勞里，那里是流浪和問題青少年出沒最多的地方。”康宏每周五晚上都帶著他的團隊來麥當勞夜巡，“那是去年的一個冬天，他們倆穿得很破爛，年紀看上去就不大。憑著直覺，我一眼就可以認定他們是我們的服務對象。當時他們正向服務員討要一杯熱水，可是被拒絕了”。

　　“我開始試著靠近他們。我向服務員說明了情況，并要了兩杯熱水。起初，他們戒備心很強，只是看著我們，就是不說話。后來，我發現他們在紙上寫著什么，很是吃力的樣子，他們畢竟也沒有讀過多少書。這時，我馬上主動提出為他們提供幫助。也許他們實在無法自己完成，只好默許了我的幫助。”康宏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

　　在這樣一個冬夜，能得到真切的幫助和及時的關懷，應該比兩杯熱水來得更溫暖些吧。“他們發覺我們是真心要幫助他們的，即便話依舊不多，但慢慢放下戒心，最后同意隨我們回事務所住下來”。

　　“給他們洗澡、換上干凈的衣服，守著他們睡了一夜。那個夜晚，我也當了一回爸”。說到這兒，年僅24歲的康宏有點不好意思了。

　　“可是，除了提供簡單的食宿，幫扶能力有限，這讓我感到很無力。”話語間，康宏有幾分遺憾。

　　“深宵外展一開始，我們希望讓孩子盡快回家。可是時間久了，再發現他們的時候，我知道，回家不應僅是一個完成式，我們更應該為孩子上學、就業、醫療提供幫助。我們希望通過一些努力改變他們的人生——如果我們有足夠的力量。”

　　然而，這些社工組織沒有政府背景，社會地位不高，社會資源整合乏力，種種現實困境都讓社工組織在前行的道路上舉步維艱。

　　康宏說，他不會放棄這些孩子，他曾經幻想著有一天，他的專業可以“撫養”起他的孩子們。

　　也許，一般人很難理解，康宏這個家庭條件不錯的年輕人，何以放棄苦讀4年的法律專業來到睿搏。

　　像康宏一樣，睿搏的年輕社工們堅持自己的理想，在堅持中，等待插上翅膀的時刻。

　　“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理想和現實總會有矛盾的，走一步算一步吧”

　　“其實這些孩子都不是犯了什么十惡不赦的大錯，無非就是貼個小廣告、倒賣專家號……但是，我們會隨時接到涉及青少年的個案，40分鐘，就要有社工到場。”會議室里都是一張張年輕的面孔，他們是睿搏分布在海淀區各樓宇、小區的一線社工和志愿者。

　　“這些孩子都把自己當成是成年人，但是，當你們真正去接觸他們時，會發現，他們不過是用稚嫩的心智試圖演繹成年人的角色，而他們畢竟是孩子。所以，在和他們溝通和交流的時候，盡量要考慮他們的心理和情緒，言行之間要傳遞一種平等的關愛。”剛看見梅何霞的時候，她正在所里和一線的社工們分享和問題青少年溝通的技巧。

　　梅何霞，睿搏社工事務所的專職社工。社工專業畢業后，她已經度過了自己第三個年頭的社工生涯了，在所里也算是“老人”了。

　　看見筆者，小梅手舞足蹈地給我介紹所里的工作和榮譽等情況，言語之間，無不表露出對于這個職業發自內心的熱愛。

　　而談及自己時，她顯然有些失落，有些茫然。

　　“在上大學以前，在一次青少年司法教育的活動上，我認識了社工這個職業——當時也許還不叫社工吧。我看到在監獄里會安排專業人員，給服刑人員做心理疏導，以幫助服刑人員排解心理壓力，爭取能順利回歸社會。    

　　“我覺得這個工作很有意義，所以，在高考填報志愿時，我填上了‘社會工作’四個字。其實當時我并不太懂社會工作是做什么的，也沒有多想這個專業以后能不能掙錢。我只是打心眼兒里覺得，它會給我帶來快樂。”

　　說到這兒，梅何霞的眼睛里依然閃爍著喜悅的光芒。

　　問到“是否想到過未來”，梅何霞的眸子有了幾分黯淡和無奈，“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可是理想和現實總會有矛盾的，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大學四年一直很努力，不僅理論知識學得扎實，也經常到各種社區服務站實習，積累實戰經驗，就是希望將來也可以到公安系統里幫助服刑人員早日融入社會。

　　“然而，我的理想太難實現了，因為各種條件的限制，我壓根兒就沒有機會。是就業還是擇業？我放棄了擇業。再后來，我便來了睿搏。”梅何霞說，“現在就業崗位比過去多了，像我們這種社工組織沒有比別人更優厚的待遇，自然是沒有競爭力的，留不住一些我們想要的人。”

　　小梅說到的想留住的人，就是來自首都師范大學、城市學院、勞動關系學院、中國人民大學還有北京大學社工專業的實習生們。每年，大概有30余名實習生來睿搏實習，其中有大一至大四的本科生，也有研究生。

　　“在一些實習生眼中，在這里做的只是學院要求完成的一個實習報告而已。一些大學畢業生只奔著高薪高職的行業去，何況，現在的生活成本哪里是能靠一兩千元的工資就可以承受的呢。”梅何霞是北京人，比起留京的外地大學畢業生少了幾分生活的煩惱，然而，她知道他們的難處。租房、交通、醫療、一日三餐……這樣一筆筆算起來，是不小的開銷。“我還是很幸運的，遇到睿搏，有人說這里像地下工作室，沒有氣派亮堂的辦公室，可是，我每天都能活在陽光下，體驗著和別人不一樣的活法”。

　　社工，沒有行政事業編制，更不是國家公務員，但凡年齡允許，很多人都要面對是否準備報考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選擇；一線的社工，幾乎每天需要加班，有時還搭上周末；常年和有各種問題的對象打交道，偶爾也會導致自己的情緒緊張、低落；沒有歸屬感，付出和得到不成比例，不少人的社工工作做得很不踏實。

　　“我們的工作是在用生命幫助生命，沒有比活得有尊嚴更重要了”

　　“范老師回來了！”小馬突然蹦了起來，從辦公室外迎進來一名衣著樸素、溫文儒雅的中年婦女，眉宇間透露著母親般的慈愛。“這就是我們的范老師”。

　　范燕寧，首都師范大學社工系主任，博士生導師，現任海淀區睿搏社工事務所所長。沒有獨立的辦公室，她只好把筆者請到小屋內側。這里擺著兩張桌子和三張凳子，旁邊緊挨著洗手間。

　　“社工事業需要付出的精力是常人不可想象的。” 范燕寧只要皺一下眉頭，清瘦的臉龐和額間便可見深深的皺紋，“我很愛我的學生，看著他們一個個從我的教室里走出去，然后在茫茫的就業大軍里失去了方向，我很心疼。”

　　“那時候社工系學生畢業時的感覺，就像在北京的冬天一樣，校園里的感覺如同待在有暖氣的屋子里，溫暖而舒適，一旦走出校門，孩子們被凜冽的寒風吹打著，無所適從。”

　　范燕寧和幾個老師商量，不能讓這些孩子的理想無處安放。2010年底，55歲的范燕寧用個人的名字申辦了海淀區第一家民辦非企：睿搏社工事務所。

　　“第一次居委會找到我的時候，所里沸騰了，第一筆‘生意’來了。 

　　“小磊，20出頭的年輕人，沒有學歷找不到工作，經濟條件不好找不到戀人。母親常年臥病在床，父親是退休的老工人，一家三口靠老父親的退休金蝸居在一個20平方米的居室里。2003年，小磊第一次喝了敵敵畏。幸好被父親發現，及時送到醫院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他卻因此記恨父親，父子關系的裂縫也越來越深。

　　“我見到他的時候是在2011年，那是他第二次買敵敵畏了。公司裁員和戀愛失敗，讓他再度掉進低谷。

　　“老父親實在不忍心，找了派出所，結果被告知不歸他們管；找了電視臺，結果需要當事人雙方出面；后來好不容易找到了心理咨詢中心，可是費用太高了；輾轉多次找到居委會，幾番溝通，居委會想起了睿搏。”

　　范燕寧帶著自己的團隊，每天步行二三十分鐘，和小磊進行了長達數月的交流。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體力的承受和心理的博弈都考驗著范燕寧和她的團隊。他們都知道，必須干出個模樣，他們才能得到信任，才能“生存”。

　　“孩子最終開口了。得知他酷愛計算機，于是，我便第一次向團區委爭取了一兩千元的支持，讓他利用業余時間學習計算機，并和原單位做了充分溝通，他留下來了。”范燕寧說，“有了工作，人自然精神許多，感情生活也有了起色”。 

　　這樣的故事，每一天都在睿搏發生著。一個又一個孩子在他們的幫助下“活”下來了，一個又一個的家庭在他們的疏導下，也“活”下來了，那睿搏呢？

　　“我們的工作是在用生命幫助生命，沒有比活得有尊嚴更重要了。”范燕寧不禁感嘆，“如果談理想，我們這些可愛的社工就是這個時代最有理想的青年。”

　　“海淀區服務地段區域分布比較散，服務的個案涉及社會和家庭等各個層面，這些都很耗人耗精力的。” 范燕寧說，“如今每年能夠從政府購買服務最多兩項，其余的時間便是參與策劃開展團北京市委、團海淀區委以及居委會的一些志愿項目，比如團北京市委的‘公益星期六’，團海淀區委的‘關愛特殊群體’項目，等等。所里64名社工，不能讓他們沒事做，所以，有的時候，我不得不選擇暫時拋開專業化和價值理念，以維持基本的‘生命’需求。”

　　“有一年，被政府購買服務的項目評審組判了違規，原因是市、區兩級團系統申報了4個項目。結果一個項目都沒有做成。那一年，我和所里的孩子們都特別無助和難過，我們不知道錯在哪里？”

　　缺少與外界平等對話的機會，沒有專業化職業體系的支撐，范燕寧和她的團隊4年多來一直苦苦支撐著。 

　　4年時間，從講授理念到努力踐行，從三尺講壇到獻身社工事業，范燕寧執著而堅守。這分執著和堅守，從她踏足社工開始，就沒有想過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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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統計，早在兩年前，報考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的已達到17萬人，3.9萬人通過考試，但通過率僅為23%。國內從事社會工作的人員已經超過40萬人，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員并未接受過正規的社工教育和專業訓練。而另一方面，許多具有專業知識和職業素養的社工專業大學畢業生，卻由于就業難、社會認同度低下和收入等各種原因未能加入進來。

　　目前，我國已經有320所高校設立社會工作本科和專科學歷教育，每年培養出近兩萬名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61所高校設立社會工作碩士生學歷教育，每年培養出1000多名社會工作碩士研究生。但實際情況是，真正從事社會工作的畢業生只有三四成。大部分學生由于就業難和收入低等原因都放棄了社工職業，而是進入機關、企事業單位從事與社工無甚關聯的其他工作。

　　國內許多城市，醫療社工、司法社工和禁毒社工十分缺乏，大部分醫院至今沒有設置醫療社工崗位，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制度性缺陷。在美國，2004年約有超過56萬個社工崗位，主要分布在四大社會工作領域：兒童、老人、家庭和學校社會工作，醫療和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精神健康和藥物濫用社會工作，以及項目規劃和政策發展社會工作。前三類屬于直接社會工作，也稱之為臨床社會工作或微觀社會工作，后一類屬于間接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雖然已經正式納入我國的國家職業體系，但缺乏職業化的制度建設。比如，一個大學本科畢業生的起步工資雖然與其他行業的水平相當，但由于沒有相應的職稱考核晉升制度，所以收入的上升空間有限。在美國，社工的平均年收入是3.5萬美元左右，最低收入是2.3萬美元左右(占10%)，最高收入超過5.8萬美元左右(占10%)。我國香港地區，一般初級社工月薪在1.2萬~1.8萬元港幣，高級社工年薪能達到40萬元港幣以上。我國內地，目前社工的薪資還沒有統一的標準體系。每個城市社工的收入有差異，如深圳中級最高每月是5230元，助理級是3700~3900元左右。北京、上海一名社工一年的總收入不低于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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