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教育一直是農村建設中最受矚目的問題之一。近年來，公益界一直倡導并踐行著“一對一”定向捐助及支教模式，希冀提高鄉村教育水平。
如今，一個名為“燭光行動”的項目興起，并倡導“資教”，即用本地的資源解決本地的問題。項目負責人于奇文認為，“鄉村教育的未來在于教師，沒有了講臺上的那個人，一切都是徒勞”。
一次被拒絕的捐助
三年前，做企業的于奇文與公益毫不沾邊。2012年底，他看到一則新聞，貴州畢節五個流浪兒童，因躲在垃圾桶里取暖，一氧化碳中毒，悶死在垃圾桶。于奇文看了很有感觸，當天他剛送完孩子去學校，兒子還在車上調皮搗蛋。于奇文將這則新聞分享到了朋友圈，很多朋友響應，孩子們的慘痛遭遇，激發了一群企業為鄉村孩子做點什么的想法。
于奇文帶頭，找到了貴州當地一所鄉村學校校長。電話中，于奇文提出一對一捐資助學。沒想到，他的要求遭到了校長拒絕。
“這是我第一次跟校長通電話，但給我的觸動太大。他說，先生，我很感謝你的愛心，但說心里話，學校不愿意接受你這樣的幫助。”于奇文回憶，這位校長跟他詳細解釋了原因。
九年制義務教育已經實行十多年，免交學費和書本費，學校提供營養午餐，鄉村的失學兒童越來越少。對于那些輟學兒童，不是每個月幾百塊錢的資助就能解決。校長告訴于奇文，他不希望孩子們養成伸手等錢的習慣，而是憑自己雙手獲得。
校長的話徹底打動了于奇文，也顛覆了他的公益理念。2013年，他去了11趟貴州，跟校長、老師坐在田間地頭聊天。
他一直思考，公益人士的幫扶究竟給山區的孩子帶去了什么？“結果我痛苦地發現：一年多了，可以說基本上沒有給孩子太多改變，而更多的是作為我們自身的一種滿足感。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信號”。于奇文開始反思，“原來做公益不是我們想帶給他們什么，想讓他們怎么樣，而是他們真正需要什么”。
最重要是講臺上那個人
在與當地人交流的過程中，于奇文了解到，他們最需要的是站在講臺上那個人，鄉村學校現在最缺的就是老師。
于奇文告訴記者，那個曾拒絕他的校長所在的貴州省黔西南州晴隆縣規模小學，共350多個孩子，學校有23人的公辦教師編制，實際教師人數只有12人。其中在崗的只有11人，這11個中還有5個是當年從民辦老師轉過來的，年齡將近60歲。也就是說，整個學校能夠承擔教學任務的只有五六個年輕老師。他們要管理這么多的孩子，承擔這么大的工作量，教育資源很匱乏。
曾經有一次，于奇文及團隊一群人到了貴州都很激動，一次性捐了70多臺電腦、一個電子閱覽室、一個電腦教室，教室里的黑板換成了電子投影白板，花了三四十萬。但錢花完了之后，這些設備用不上，因為沒有老師能夠教孩子使用。
“這些經歷讓我明白，再大規模的硬件投入都無法真正解決鄉村的教育問題。如果沒有站在講臺上的那個人，再漂亮的教室不過是一棟水泥房子、再豐富的圖書室不過是一間印刷品庫房、再先進的計算機不過是一堆電子元器件組合品”，于奇文說。
于是，企業家出身的于奇文在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父母心公益基金下面，發起了“燭光行動—鄉村資教計劃”。
據悉，“燭光行動”自2014年1月啟動至2014年12月底，已在貴州建了4所“燭光小學”，招聘了24名老師，服務約1400名鄉村學生。2015年，他們計劃在國家級貧困縣再建20所“燭光小學”，服務6000名在校學生。
政協委員熱議“資教”
于奇文告訴記者，他曾經跟許多鄉村學校校長、老師建議，從教育機構引進一些支教老師，但他們很不接受。
一般支教老師來得時間短，即便能堅守久一些，走了之后一切又恢復原樣。另外，頻繁的人員更替不僅導致師資隊伍不穩定，更讓孩子們極為不適應。
與“支教”相比，“資教”的核心就是本地化，用本地老師到本地學校教本地孩子。招聘的“燭光教師”以當地縣城及周邊應屆及往屆的教育專業畢業生為主體，既然提供優厚薪資，也提供進修機會，還在學校設立了“燭光獎金”，獎勵包括公辦老師在內的優秀老師。
于奇文認為，在本地教學，沒有去外地支教的孤獨感，只要有機會就能在當地扎下根來。“過去的教育是崇尚‘鯉魚跳龍門’，去城市里生活，這樣的教育模式導致大量農村人口外流。鄉村沒有了人才，就愈加困窘。而‘燭光小學’要告訴孩子，學習的目的不是為了脫離貧困的家鄉，而是幫助家鄉脫離貧困”，他強調。
今年兩會期間，“資教”這種鄉村教育模式得到了許多政協委員的認可。
全國政協委員、西寧市第十四中學老師龐曉麗去青海省一中學調研發現，鄉村老師很難留得住，除了自然環境因素外，公辦老師嚴重缺編，是鄉村老師離開的主要原因。全國政協委員、貴州省政協副主席武鴻麟也認為，目前大量勞動力涌入城市，鄉村老師的缺編是一個難題。
相比一對一資助模式及傳統的支教，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慈善聯合會理事王名說，“讓當地人幫助當地人，再引入民間和社會力量，可大大降低辦學成本”。他也建議，與政府開展合作，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彌補了鄉村教育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