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企業發生勞動爭議，咋辦？對于滬上眾多新就業群體從業人員來說，一旦遇到這種事，心里有“三煩”：一煩耗時費力，二煩尋路無門，三煩沒個說法。
打消這些顧慮，能否把勞動爭議的預防調處關口前移，打通服務的“最后一公里”，從而讓矛盾雙方“有話好好說”？勞動報記者近日采訪獲悉，在上海市閔行區虹橋鎮金匯黨群服務中心內，就有著一個網格調解站。別看它小，卻用下沉式的服務，將觸角延伸至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第一現場”，用接地氣的方式暢通其維權渠道，成立以來平均調解周期縮短了30%。
用聊家常拉近彼此距離
據了解，虹橋鎮所轄區域共被分為四大網格，其中金匯網格內商圈業態豐富，餐飲、零售、服務業企業密集，包括了市民耳熟能詳的萬象城、韓國街、科技綠洲園區等。
商戶白領眾多，也讓眾多物流配送、即時零售等企業云集于此，從而帶來了大批外賣騎手、快遞員、電商主播等新就業群體，隨之一些勞動糾紛不可避免地出現。
“勞動糾紛易發、調解需求集中、新就業形態復雜，這是我們在工作中發現的特點。”虹橋鎮社區事務受理服務中心副主任顧藝杰告訴記者，不僅如此，相關部門發現，部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遇到勞動糾紛時，會因為“找不到人幫忙調解”“跑調解太費勁”“耗費時間太長”等緣故，選擇忍受委屈不吭聲。
勞動爭議化解往往是“自上而下”，那么能否構建“家門口”的平臺“自下而上”？顧藝杰表示，如果能將勞資矛盾、勞動爭議的預防調處關口前移至“第一現場”，就更有針對性。
于是，在臨近街面的金匯黨群服務中心內，一個全新的勞動關系“和睦+”站點成立了，站點內專門設置了新就業形態調解室，用來為勞動者和企業化解爭端，讓他們“有話好好說”。
“要讓更多新就業群體知曉調解室，不能等著他們來。”金匯街區黨支部副書記林迎霞頗有感觸地表示，無論是外賣騎手還是快遞小哥，平時都是忙忙碌碌，很難將其“請進門”。為此，工作人員干脆主動出擊，走到這些新就業群體身邊，聊聊家常交個朋友，順便宣傳普及調解室的功能。
矛盾就地化解 效率提高三成
“當5000元工資到賬時，我終于松了一口氣。”主播小麗的經歷，凸顯出了網格調解站的效能提升。
此前，小麗與一家直播公司簽訂《合作協議》，約定底薪5000元加銷售額5%提成，但合同中同時還注明了直播時長不足，退貨率高等處罰條款。
結果，小麗因生病請了5天病假，公司直接扣罰了5000元工資。她十分委屈，于是來到了金匯網格“勞動關系和睦+”站點尋求幫助，站點的調解員與轄區勞動保障工作站的專管員三次走訪企業，最終不僅促成了雙方成功調解，公司還修改了協議中不當的處罰條款。
“正因為扎根于一線，收集勞動關系矛盾的信息來源變得更為直接了。”金匯網格專職調解員張黎煒告訴記者，不少新就業群體有時“走過路過”，就會進來吐露心聲，尋求答案。
就在前不久，一位外賣員找到了張黎煒，埋怨站點遲遲不發“沖單獎”。張黎煒立即聯系了站點負責人告知相關法律法規，小哥的獎金很快便到位了。
“有爭議，在基層解決；有問題，靠調解解決；有矛盾，彼此協商來解決。”顧藝杰表示，站點成立以來，已成功調解涉及報酬拖欠、合同矛盾、新就業形態工傷認定申請等案件數起，平均調解周期縮短30%，贏得勞動者和企業的雙重認可。
推動形成15分鐘勞動權益服務圈
網格化調解站點不僅要進街區，還要進企業。
叮咚買菜在虹橋鎮有兩個前置倉站點，招聘約百名配送員、分揀員。虹橋鎮在這里試點成立了新就業形態調解室，由企業管理層組成調解小組，鎮預調中心派專業調解員指導，建立了“企業首道調解+鎮級兜底處置”的分級響應機制。遇到復雜糾紛，就啟動“企業—網格—鎮預調中心”三級聯動，確保勞動者權益有保障。
“最了解勞動者訴求的一定是勞動者本身。”叮咚買菜站點站長表示，“我們調解小組每周都會和員工聊聊，問問大家最近工作順不順心，對配送強度、考核辦法、獎懲機制有沒有意見。有時候聊著聊著，問題就提前解決了。”
“通過叮咚站點基層調解組織穩定運營總結的經驗，今后虹橋鎮還會繼續組織同行業企業的調解專業力量，規范行業用工合法，減少勞動矛盾的發生。”顧藝杰表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工作在“云端”，但權益保障必須落地生根。通過將調解陣地前移至網格商圈、嵌入企業一線，不僅讓勞動者維權“少跑腿”，更讓法治思維融入企業管理。
記者獲悉，虹橋鎮勞動關系矛盾預防協調正推動形成“15分鐘勞動權益服務圈”，通過下沉調解力量、培育行業共治、聯動多方資源，讓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維權更便捷、企業用工更規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