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委市政府發布助推民營經濟發展的“二十七條”措施，提出要進一步降低民營企業經營成本。其中，對于最低工資標準首次給出了“平穩調整”的調整基調。對于2019年上海最低工資的調整方案，本月內將啟動第一場三方協商。如何理解“平穩調整”？勞動報記者就此采訪專家對其進行了詳細解讀。

　　哪類企業影響最大？

　　———中小民營企業感知度尤其大

　　上海市委市政府近日發布了《關于全面提升民營經濟活力大力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俗稱“二十七條”，其中明確“要降低要素成本，平穩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進一步降低企業社保繳費比例”。

　　最低工資標準，是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或依法簽訂的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一般來說，最低工資標準每一至兩年調整一次。

　　“國企、大企業們或許對最低工資調整敏感度不高，但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感知度尤為大。”上海市企業聯合會雇主部主任李敏接受勞動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例如在以保潔、保安為主的保障型服務企業，大多是以最低工資作為員工工資標準。

　　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并不代表這類員工的實際到手收入就只有最低工資。李敏解釋，他們的薪資結構一般為底薪+提成，算上加班費及各種獎勵等，每月到手工資一般在四、五千元。但其中的底薪部分，則通常是參考最低工資標準。

　　由此可見，最低工資對該類民營企業來說是一個基礎。“據調研，全國大約有100萬保障服務型中小民營企業在采用這樣的用工方式。因此，最低工資標準怎么調、調多少，影響很大。”他說。

　　如何理解“平穩調整”？

　　———調整幅度不宜大起大落

　　今年4月1日，上海市月最低工資標準從2300元調整到2420元，增加1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從20元調整到21元。這是自1993年以來本市第25次調整月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后，本市月最低工資標準仍為全國最高。

　　2001年，我國借鑒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建立了國家級的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由政府、工會、企業三方共同研究解決勞動關系方面的重大問題。2002年上海市協調勞動關系三方聯席會議正式啟動運作。

　　對于上海支持民營經濟“二十七條”中，“平穩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這句話如何理解？李敏認為，其落腳點依然在“調整”二字上。

　　“首先，上海不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可能性不大，”他說，原因在于，在最低工資標準這塊上海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各地都要參考、比對上海的做法，“因此，一旦上海如果停止調整最低工資，則會在全國范圍產生影響。”

　　其次，如何解讀“平穩”二字？對此李敏的理解是：“增幅不要大起大落”。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整個“十二五”期間，上海最低工資標準一直以兩位數的增幅向上跑，年均增長率12.5%；此后數年的增長率維持在8%-9%；到去年，本市最低工資上調幅度為5.2%。

　　“就我個人理解，今后上海的最低工資調整幅度可能會維持在4%-5%，”但他指出，事實上，隨著最低工資基數的增加，即使調整絕對值不變，其增幅自然也在下降。

　　記者了解到，對于2019年本市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方案，本月內將啟動第一場三方協商。

　　員工利益會受損嗎？

　　———用減稅降費擠出工資增長空間

　　最低工資標準具有剛性特點。這種剛性標準一旦制定就必須強制執行。

　　“因此，若不考慮企業感受而大幅提升最低工資標準，會增加企業勞動力成本，那些經營困難的中小企業，裁員可能性增大，招工意愿降低。”百姓網人力資源專家告訴記者，諸如按小時收費的企業，如家政服務、搬家公司；又譬如房地產下的施工企業；還有那些現金流相對不流暢的民營企業等等，對于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會受到較大影響。

　　“對那些資本與技術密集型企業，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并不會增加多少痛楚，但我們這種企業的感知度就會很大，”滬上一家箱包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最低工資一旦調整，意味著公司接近80%的員工底薪需要上漲，涉及面非常大，而這些員工工資一旦漲了，原先企業內部工資結構的平衡性就會被打破。也就是說，所有員工的工資或許都得跟著“提一提”。　　然而，上述百姓網專家強調，“最低工資雖然會對中小企業產生一些負效應，但是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反而會引導中小企業提升產業層次、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此次“二十七條”措施中的“平穩調整最低工資”，即可以理解為如何將最低工資調整放在合理區間內。　　那么，根據最新措施，最低工資實行平穩調整后，企業壓力變小了，員工利益會受損嗎？　　對此他認為，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勞動力供求關系一直在改變，不變的是企業要想留住人，就肯定要提高員工工資待遇。“最低工資應該保底線，就是保勞動者權益。企業成本的構成是多方面的，人工成本只是其中之一，可以考慮通過減稅降費等其他方式為企業降成本，提高企業的承受能力，讓用工方有空間給勞動者漲工資。”

　　一些專家認為，總體而言，2019年勞動政策出臺，要放在國家重視支持民企發展和營造良好營商環境的大背景下來思考；尤其最低工資，涉及民生領域政策，關系上百萬低收入人群，要避免“脈沖式”節奏，做到平穩調整，讓企業和員工兩方都具有獲得感。

　　另外，2019年勞動政策出臺，對企業要求降低社保繳費率的呼聲要積極反應，要研究社保費率與繳費人員基數的邊際效應關系，從降低企業用工成本和保障員工權益兩個角度思考；此外，還要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和與京津廣深等大型城市相協調。

　　如何權衡“跑贏CPI”和“保就業”？

　　———穩定就業是當前重中之重

　　滬上一位資深勞動法專家對記者表示，市場經濟條件下，工資作為勞動力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政府不宜直接決定個體工資水平。但是，工資也有起碼的保障線，那就是最低工資標準。物價漲幅較大的年份，最低工資標準增幅也高，很大程度上保證了低收入者生活不受物價上漲影響；經濟增速放緩時，最低工資的調整不停步，便給低收入勞動者減了壓。

　　因此，最低工資跑贏CPI、同步GDP，能讓低收入勞動者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然而，最低工資制度客觀上是把“雙刃劍”———漲得快有可能影響就業。

　　12月5日，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做好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促進就業工作的若干意見》。其中指出：把穩就業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支持企業穩定崗位，促進就業創業，強化培訓服務，確保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就業目標任務完成和就業局勢持續穩定。

　　“最低工資怎么漲，其實是‘哪頭重’的問題。就目前，穩定就業顯然是政府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上述人士認為，平穩調整最低工資，本身主要針對對象就是那些對用工成本敏感的制造業、服務業民企，而其背后的另一層用意就是“保就業”。

　　“最低工資標準調得過高，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工資剛性增長脫離勞動生產率，也會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意愿。而就業問題將會是今后一段時期里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他說。